[12]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法系统最重要的公共职能就是建设平安中国，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当宪法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时，多数人通常会克服修改宪法的困难，而不惜为之付出任何代价。原告罗伊声称：她遭受强奸而怀孕，德州法律禁止堕胎，她又付不起钱到那些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故不得不继续妊娠。

Dworkin教授批评Bork说，问题不是Bork的宪法哲学是否具有说服力或者言之成理，而是Bork有没有宪法哲学。联合意见回答说，一个生理上的事实是，怀孕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堕胎法是限制妻子，而不是丈夫的自由。这种选择对个人尊严、个人自由至关重要。[43]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1905）． [44]见前注[34]。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罗伊判例是否恰当地解释了宪法，法官应当如何解释宪法，才有争辩余地和争辩价值。

波斯纳认为，罗奇纳异议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司法意见，Holmes是以警句代替分析，以修辞技巧代替推理。罗伊判例要对限制堕胎的法律作严格审查，凯瑟判例推出了不当负担标准。比之于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内法规体系是重要的发展和补充，与国家法律体系构成完整的全面依法治国体系。

党内法规从既往的不完整、政策化的形态逐步转型为体系化和法规化的形态，并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进行积极的法理沟通和制度衔接互动。当然，一切党内法规对党员的权利限制和义务加载都不得与党章规定的公共政治目的相悖，也不得不成比例地损害党员个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客观规则，我国的人民民主及依法治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均有了体系性的进步，党的领导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方法实现了科学领导和理性领导，但其丰富的政策经验和制度惯例需要予以规则上的系统整理和体系建构，党内法规体系从党的建设与治理的理性逻辑上回应和回答了这一要求。党内法规的整体法价值取向就是上述义务优先、护卫者伦理与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人民精英代表的整合形式。

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层面检讨党内法规的法哲学基础，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异同加以规范性辨析。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面依法治国部分清晰地确认和强化了关于党内法规体系属于全面依法治国体系的规范定位和功能设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就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二）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主要动因与价值承载 党内法规长期游离于法学与法治建设的理论视野之外，作为党建和党的政策研究的对象。由此来看，全面依法治国就属于中国法律真正的体系性框架，其对党内法规的规范身份与体系性地位的接纳、包容和安顿，是党的领导法治化与国家法律整全化的相向而行，也是真正能够贯通中国法治自身原理与自身经验的完整法理定位和制度体系设置。第二，党的领导权制度化与合法化的理性要求。与义务优先原则相适应的是党员的护卫者伦理的确立，即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法规中的权利义务配置，根本目的在于塑造党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党员的护卫者伦理。

而且这些权利规范趋向于保障党员的积极权利，确保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与决策的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同于国家法律意义上侧重消极自由权的有关权利规范。党内法规所塑造的党员是先进性代表，是美德义务主体，这种积极的公共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可追溯到儒家士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贤能人格可与党员的高标准人格作出积极比较与互通。中国正在进入面向第二个百年的民族复兴攻坚期，面临的内外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法上的执政党及领导党，其所肩负的领导使命与其政治决断能力和完整执行能力是严格相称的。党内法规的真正经验化还是需要在具体案例中加以体现，以及在具体实施程序中加以落实。

这种二元性不同于西方政党轮替体制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治理模式，而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而人民主权的另一个肉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的是人民主权的形式代表机制。

就党的领导与规范性的国家法律体系的连接和互动而言，一种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法治理论与法治道路在国内法的一般部门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较多影响和塑造，甚至在个别领域和个别时期出现了类似法律东方主义的西法激进化和法律移植主义，这是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反复，也是西方法治文化优势和制度霸权的凌驾效应。

其五，全面依法治国的五大体系在历史决议中仍然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整体和一个规范性的框架，其来源于党规和国法各自形成的二元规范系统，又是基于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带来的、专属于中国法自身的二元规范体系性整合的面向和指向，而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独特元素，党内法规体系之制度建设既有对国家法原理和经验的学习、移植与转化，也有基于自身法规属性、价值取向与调整方式的自主性建构，二者共同受制于1982年宪法的整体秩序，但有着分别的规范群落、功能指向和互动法则。鉴于党内法规需要形式上符合党章、宪法和法律以及实质上符合社会主义真理及历史实践的检验标准，党内法规的美德、义务与先进性要求就必然高于国家法律，其纪律惩戒和进步性规范也必然是高标准的。这是一种真理类型的实质代表制，不同于选举民主的形式代表制。形式合法性的逻辑链条是中国宪法在序言及总纲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即法定执政党。党内法规何以走出不完整、不系统的政策化阶段而逐步转型为完整、系统的法规化阶段？其主要动因何在？有什么样的制度价值和文明价值？我们这里可加以简要探讨和总结，作为对党内法规体系之于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一种理论证成。其五，程序理性与案例法：党内法规的真正经验化和理性调适。

党内法规属于这一新历史阶段的治理之要，其体系化与普遍化已初具规模和形态，但远未定型和终结。民主合法性取决于代表理论，而代表理论又是多元和相互竞争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和人大民主代表制就是不同的，而西方的选举民主代表制也是不同的，党内法规在法理基础上到底基于何种民主代表制？它要与国家法律依赖的人大民主代表制进行怎样的法理沟通与整合，以完成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终极闭环建构？没有宪法和政治理论上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反思，党内法规的普遍化就难以获得真正的理论根基。

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形成并不等同于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备或终结，只是在适应现阶段的意义上比较完善，其体系与内涵仍有与时俱进和协调发展的余地与空间。【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历史决议是对路线、形势与任务的权威判断和政治规定，是百年党史中新的政治时代启幕和进展的精神里程碑。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的权威文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正确指出了党内法规体系对执政文明的解释与建构价值，即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一个重要表现。党内法规无疑是中国政党文明的重要构成，但它可以被外部世界吸收和模仿吗？可以在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而作为一种执政党道德与能力建设的对标方案么？如果党内法规走不出国门，不能为外部世界所规范性理解、认同与借鉴，其普遍性的规范品质就是可疑的，进而其合法性根基也就不可能真正巩固。

那么，党内法规的普遍化命题可以怎样去继续探讨和完成呢？这是一个没有现成及确切答案的重大理论命题。当然，党的领导的决断余地需要由党中央严格保留，而不能一般化覆盖到各级党组织，更不是党的个别领导。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执政经验与政党文明理性浓缩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合法化及对外互鉴交流的重要载体和依据，也是作为一种可普遍化的党建经验及执政责任制模式的学习对象。党内法规的规范源头在于中国宪法上的双重代表制，即党的领导代表制和人大民主代表制。

其四，党内法规体系既要推进制度建设，又要推进制度执行，实现规则的权威化和实效化，不能使党内法规流于形式或遭到规避，为此需要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同时深化制度执行体系与法规效果评估等机制建设，形成全过程的党内法规运行体系。笔者以为这一研究路径是既往的党内法规之法理学研究中所缺乏的，专注于此或可弥补与汲取一二。

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体系化与普遍化命题的完全破解与相应理论、制度进程的终结。护卫者伦理在哲学上来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理论，但却可以一般化建构为对美德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要求。

党内法规同样不能过度干预党员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从实质合法性来看，党内法规必须确认和维护党的领导的规范真理性和实践正确性，也就是说党内法规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式合法性，还必须积极符合社会主义的真理教义及党领导国家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正确性，在真理符合性和实践正确性上持续寻求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这样才能确保执政权法定化的实质标准和先进性要求。

因为邓小平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过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党的领导权威需要理性和制度化展开。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直接出现了党内法规，体现了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党内法规地位与作用的凸显和导向。另一方面则指向依法治国从形式到实质的法理更新和治理功能的深化，法治不能局限于西方式的形式法治和司法治理，而是融贯性的全过程治理，是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定位及其实现。

其三，贤能民主制的混合治理模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党内法规制定权和备案审查权在规范构造和制度设计上是偏向于为党中央保留充分权力和决断余地的，而并不是如同国家立法法范畴的权力配置和规范审查模式那样。

在公共危机与内外斗争中，共产党员的责任优先甚至牺牲优先，就是来源于这里的义务优先原则。此外，党内法规体系中严密的义务设置、反腐败的纪律检查制度以及对党员个人的全面约束和建构，还可从法家主义的秩序理性及共同体动员理论中获得启发和支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是百年党史的第三个决议，是新时代之历史与理论展开的里程碑。将党的自身治理与国家法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思考和建构，显示了党的政治成熟和对法治根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